“影子校长”的新发现

——广州中小学校长在美国的观察与体验

美国校长的一天从迎接学生开始

　　对于大多数中小学校长而言，做校长的经历是“苦乐参半”的：在感受职业成就的同时，各种教育改革和提升学业成绩的压力使他们一刻也不敢放松自己的神经。相比而言，各种有关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报道和描述让中国的校长们对他们美国同行的生活不免生出羡慕：愉快的课堂、轻松的管理；没有“高考指挥棒”、没有升学压力；为数不多的学生、充足的教育经费……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校长比中国校长更“幸福”吗？

　　2006年10月至11月，我作为领队，带领中国广州的部分中小学校长在美国纳什维尔市公立中小学做“影子校长”，深入美国中小学校长的日常工作。在这种“零距离”的观察和体验中，广州的校长们在向美国同行学习的同时，还有了新发现：原来美国的校长也有他们的难题。尽管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我们常常谈起亲身体会到的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苦与乐，并由此加深着如何管理学校、如何做一名好校长的思考。

　　让校长倍感无力的教师终身制

　　“我一方面很羡慕美国学校的教师队伍素质高，另一方面又为美国校长在教师人事管理制度上的无力感到遗憾。”在我的陪同下分别到Hume-Fogg高中和Cole小学两所学校做“影子校长”的陈校长对美国学校的教师队伍管理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们在Hume-Fogg时了解到，该校是当地排名第二、全美排名第49位的一所学术性高中，已经有150年的历史，教学质量非常好，教师素质非常高。就教师队伍的素质而言，重要的不仅是这所学校里的教师很多都拥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教师队伍的多元化。据Hume-Fogg的老校长汤姆·沃德向我们介绍，这所学校有为数不少的老师是从其他行业转行而来的。而且这些教师最大的特点是醉心于教育，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校长几乎不用操心去管理他们，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空间。

　　然而我们在Cole小学所见到情况就不同了。Cole小学是一所普通的公立社区小学，教师素质虽然也不低，但是却并非人人都像Hume-Fogg高中的教师那样敬业。

　　“遇到有问题的老师，美国校长的管理实际上是很无力的。如果这个老师不是终身教师还好办一些，如果是终身教师，校长几乎拿他没有办法。”陈校长感慨说。

　　Cole小学早上8誜30分开始上课，我和陈校长跟着该校校长玛莎巡视教室，走到四年级算术教师丽莎的班级时发现里面只有学生却没有老师。

　　看到这种情况，玛莎校长显得非常生气，愤愤地说：“她怎么今天又迟到！”之后又对我们解释说，丽莎是最让她头痛的老师，经常迟到、早退，上课也很随意，学生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批评过她很多次了，屡教不改。

　　陈校长很疑惑，他说他以前从一些文章中了解到，美国中小学校长在人事管理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的，尽管招聘和辞退教师不属于校长的权力范围，但是在招聘、安排教师工作以及学区依法解除教师聘用合同时校长的评价都是重要的依据，难道这位教师就无所顾忌吗？

　　我把陈校长的疑惑翻译给玛莎校长听，玛莎校长叹了口气说：“有什么办法，校长的人事权只是中间性的建议权，并没有最终的处置权和决策权。即便是建议权也主要是对还没有进入终身教师系列的教师有影响力，对终身教师而言，校长的人事权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丽莎是终身教师，我既无权解聘她，也无权扣她的工资、奖金，相反，稍有不慎还有可能被她告到教师工会说我侵权。”玛莎校长的语气中透露出无奈。

　　“那么，如果在中国的学校碰到这样的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办法呢？”玛莎校长转而向陈校长请教。

　　“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虽然没有终身教师的制度，但是基本上教师职业也是终身制的，校长在解聘教师的权力上也非常有限；目前中国进行的全员聘任制改革赋予了校长比较大的人事权，校长在招聘和解聘教师方面的权力增大，遇到有问题的教师，我们一般是先批评教育，另外可以在评优、评奖方面进行限制，同时也可以采取扣除奖金福利等物质惩罚手段，解聘往往是最后一步。”陈校长说。

　　听了他们的对话，我不禁替美国校长们头疼。我对美国教师工会的威慑力以及终身教师的优越性早就有所了解，以前站在教师的立场上，我觉得这种制度对于保障教师的利益以及鼓励教师成长大有裨益，但是今天站在校长管理学校的立场上，却发现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究竟应该怎样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呢？这真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最富的学校和最穷的校长

　　中午玛莎校长邀请我和陈校长共进午餐，陈校长不想因吃饭浪费太多时间，便让我转告玛莎“简单一点”。我一听就乐了，对陈校长说：“你放心，你想复杂都复杂不了，他们一般只有30至50分钟的午餐时间，都是匆匆解决了事。”果然，玛莎校长在征求了我们的意见以后，打电话叫附近的比萨店尽快送三份比萨外卖套餐到学校来。比萨送来以后，玛莎校长付钱给送外卖的人，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边吃边聊。

　　陈校长注意到玛莎校长在付钱以后并没有要发票，就小声问我，玛莎校长没有发票怎么报销。我告诉他，按照我的推断，这顿午餐应该是玛莎校长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的，不存在报销的问题，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财政自主权可以报销餐费。对此，陈校长多少有些不解，按照国内的情况，这种国际交流活动中的“接待餐”完全可以在校长的财政自主范围内从学校的接待费中报销，美国学校人均教育经费水平是中国学校不可企及的，难道他们的校长连这一点小小的财政权力都没有吗？

　　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和玛莎校长聊开了校长的财政权问题。

　　“作为校长，我要对学校财政经费的使用情况全权负责。”玛莎校长说，“但是，我却从来不经手一分钱。一般情况下我只是负责在发票上签字，具体的财务由学校的秘书处理。学校的财务管理非常细致、严格，仅财务手册就有厚厚的一沓。”说着，她拿出了大约三厘米厚的财务手册给我们看。

　　“那你就没有一点财政自主权吗？”我问。

　　“很少。我的财政自主权主要表现在学校自筹资金上，学校在财政拨款之外如果可以向社会筹得部分款项，这些钱我们就可以稍微自主灵活地运用在学校的各种发展方面，但即便如此，这些钱也不是我说了算，还要有一个家长委员会来协同管理；如果是某一个慈善人士捐的款，我们还要向他汇报详细的开支情况。”玛莎校长回答。

　　“也就是说，其实你手中并没有多少可以根据需要自主支配的资金？”我进一步问道。

　　“是的。而且我也不愿意有太多的财政自主权，那样可能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麻烦。”通常我以为校长们都愿意有更多的财权可以支配，没想到玛莎校长却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看来，如果说美国的学校是最富的学校，但是美国校长恐怕是最穷的校长了。”陈校长颇为感慨地说。

　　当然，那什维尔公立学校系统的学校财政体制并不能代表全美的学校财政体制，目前在美国一些州进行的“校本财政改革”正在尝试着把财政权下放到学校，大大增加校长在学校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但是改革的效果怎样尚未可知。因此，校长的财政权力会有怎样的发展和变化也是一个未知数。
让人“又恨又爱”的学生家长

　　相比我们在Cole小学的午餐，所有的中方校长们在Hume-Fogg的一次集体午餐可以说是盛大而隆重的：在学校大厅的中间和一端，摆了四张圆形大餐台供中方的校长们就餐，另外一端并列摆了四条长形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西式食物，同时还有6位女士站在桌子后面随时为我们服务。

　　一开始，大家都没注意到这次午餐有什么不同，但是Hume-Fogg现任校长保罗的开场白让大家认识到了其特别之处。

　　原来，这次午餐完全是由该学校的部分家长亲自制作并提供的，站在桌子后面为大家服务的6位女士并非学校的老师，而是学生的家长。他们用这种非常朴实的方式对Hume-Fogg学校和中国学校间的交流表示支持。其中一个家长用蹩脚的汉语对大家说：“请别客气，欢迎多吃。”

　　席间，中方的校长们向保罗校长进一步了解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协作问题。保罗校长对家长委员会如何支持学校的各项工作、学校如何积极和家长保持沟通、家长怎样为学校的各种活动积极筹款等进行了介绍。从保罗的介绍中各位中方校长感觉到Hume-Fogg和家庭之间的协作是非常密切而积极有效的。

　　“所有学校的家校合作都能达到你们学校的这种境界吗？”一位校长向保罗问道。

　　“那可未必，”保罗回答道，“每次我们全学区的校长们在一起开会相互交流时，常常也会听到很多校长抱怨家长的不合作。”

　　“是的，我去的那所中学的校长就给我讲了很多家长不合作的事情。”一位中方校长补充道，“那位校长说，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一个大工程，她要亲自给每一个家长打电话，还要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那还不一定请得动呢。另外，她还说，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家长会像美国家长那样‘不谦虚’了，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如果孩子学习有问题，他们往往首先认定是学校的问题，总是会指责学校没有教好而不是反思自己的孩子没有好好学。”

　　听了这位校长的介绍，校长们禁不住笑了。相比而言，中国的家长们可是“可爱”多了，每次开家长会，哪怕你是级别再高的大人物，在老师面前也得洗耳恭听、毕恭毕敬。在中国，所谓的“家校合作”基本上是家长听从学校的指挥、配合学校的工作，而美国的校长们可是没有那么幸运，尽管家长们会很踊跃地支持学校的工作，甚至不惜为学校出钱出力，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对学校的批评却一点也不含糊，学区办公室专门设置的“消费者服务中心”就是专门接受家长以及其他社区人士对学校或者校长的投诉的。我们在做“影子校长”时接触的不少校长都有过被投诉的经历，难怪他们在提到学生家长时都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呢！

全面提升学业成绩给校长带来的压力

　　在格兰博瑞小学（Granberry Ellementary），劳瑞校长案头的一叠厚厚的学生成绩通知卡引起了李校长的注意。在这张成绩卡上，有对学生各科学习成绩及其学习进度以及状态的报告，并且还针对具体的科目对该学生提出具体的目标和建议，成绩卡要有教师的签名和评语。该成绩卡每六个星期要交到家长手里让家长签字，而在交给家长签字之前校长要浏览每一张成绩卡并签名认可。

　　“这可是最马虎不得的工作。”劳瑞校长用手按了按成绩卡说。

　　“以前总是听说美国的学校根本不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呀。”跟随劳瑞做“影子校长”的王校长说。

　　当我把王校长的话翻译给劳瑞之后，她笑着说：“如果是那样，我这个校长就好当多了，尤其是NCLB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实施以后，我这个校长的压力可是更大了。”

　　“据说，中国的校长们多数认为美国的课堂教学总是轻松愉快的，学校没有严格的学业考试，校长也没有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的压力。其实，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摆在美国中小学校长面前最大的挑战和压力恐怕就是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了。”谈到提升学业成绩的压力，劳瑞校长似乎深有感触。

　　“NCLB法案的实质就是要推动美国中小学全面提升学业成绩。联邦政府认识到很多中小学生基础的薄弱，于是就对各州提出要提高对学业成绩的要求，缩小学生群体之间学业成绩的差距。在该法案的推动下，很多州都有了统一考试，田纳西州的统一考试叫做TCAP，如果学校在TCAP考试中达不到州的统一要求，我这个校长可就难继续做下去了。”

　　“看来，考试的压力和驱动在美国也是一样存在的。”王校长说。

　　“那是自然，”劳瑞校长说，“考试总会成为教学的驱动力量，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ACT，对中小学的教学都有一种诱导的作用，AP课程考试对高中教学也有诱导作用。关键在于怎么去诱导，教学要满足考试的要求，但是不能为考试而教，同时考试的设计也要科学，要科学地诱导。”

　　的确，在任何国度，考试的指挥棒作用恐怕都是存在的，与其指责学校追逐考试指挥棒，倒不如科学设计考试，用科学的考试来引导科学的教学。

　　“提升学业成绩的压力对校长而言是非常大的，”劳瑞校长说，“每年每个学校的TCAP考试成绩都会在报纸上公布，学校成绩的好坏要交给公众来监督，如果学校连续成绩不达标，那校长也只有选择辞职了。”

　　从劳瑞校长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那什维尔市为了满足进一步提高学业成绩的需要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校长工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的“经营管理型校长”到“教育型校长（Instructional Leader）”，要求校长要具有“教育构建能力”等。

　　“和中国学校的交流也是我们的策略之一，”劳瑞校长笑着说，“我们的学监到中国的学校去参观之后非常赞赏中国的学校，认为中国学校的教学严谨、有序、有效，我们应学习中国的学校如何有效地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还要向你们学习轻松愉快的教学方式呢。”王校长说。

　　“课堂教学既需要轻松也需要严谨，你们可不要在向我们学习的同时丢掉你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呀！”
故事

　　黛博拉校长带来的启示

　　由于被告知早晨8点开始上班，我和另外两位中国校长提前20分钟来到比尤纳·维斯塔小学（Buna Vista Elementary），原以为校长还没到，抬头一看，黑人校长黛博拉女士远远地和我们打招呼呢。我开玩笑说，校长又不用上课干吗来那么早？她微笑着却又非常认真地说：“学生们需要我，我要让他们来到学校第一眼就看到我。”对此，我多少有点不以为然，按照我的理解，校长要善于“抓大放小”，事必躬亲，岂不是要累死？我正思忖着，突然看见黛博拉校长向着我们背后的方向招手，我扭头看去，原来是两辆黄色的校车正向着学校方向缓缓驶来。校车在靠近学校大门口不远的地方停下来，站在校门口的黛博拉校长脸上笑意更浓了，看到第一个走下校车的黑人小男孩就远远地喊他的名字：“嗨，戴维，你今天看起来真精神！”随后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小男孩开心地蹦着跳着进了学校。随后，更多的学生陆陆续续从校车上下来，黛博拉校长要么给他们一个拥抱，要么摸摸他们的小脑袋，要么拉拉他们的小手，并不断地称赞着他们，回应着他们的问候。看着每一个孩子在见到校长时开心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了她早来的原因以及她每天早晨展现给学生的充满包容与慈爱的笑容的意义。

　　下午3点是放学（Dismissal）时间，我注意到，忙碌了一天的黛博拉女士已经面有倦色，但是一经秘书提醒要准备放学了，她立刻恢复了精神，手拿对讲机向各部门的负责人布置工作。她打开校门，率先走到校车门边，小心翼翼地把慌张跑来的学生扶上车门，跟孩子们拥抱，称赞他们今天在学校的良好表现，与开车来接孩子的每位家长打招呼、目送他们离开。从第一辆校车驶进学校到最后一辆接学生的私家车离开，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40分钟，其间，黛博拉校长始终手持对讲机站在最靠近学生的地方，让每一个学生在她的微笑和告别中离校回家。

　　晚上回到住处和从其他学校回来的校长们进行总结时，几乎每位校长都谈了大致相似的经历。其中一位女校长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她说：“重要的不在于学习这样一种隆重的形式，关键在于搞清楚美国的校长们每天这么辛苦迎来送往的真正意义所在。也许借用莱特（Wright）中学韩裔女校长金芬吉的话可以对大家有所启示，她说能让学生每天早上都愿意来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在这样的理念下，校长的迎来送往恐怕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而成为强化学校凝聚力的重要一环了。”

　　黛博拉校长给我和另外两个在比尤纳·维斯塔学校做“影子校长”的中方校长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她迎来送往时的真挚笑容，还有她随时挂在脖子上的一把钥匙，那是一把能打开所有教室门的万能钥匙。

　　“黛博拉，你怎么会有这样一把万能钥匙呢？”随行的两位校长问。“啊哈，这可不是一般的钥匙，这可是我的人生呢（Thisismylife！）！”

　　看到我们对她的钥匙感兴趣，黛博拉校长也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起了她的“钥匙人生”。

　　“这把钥匙是我作为校长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象征。凭着这把钥匙，我可以随时进出整个学校的任何一间教室，它随时提醒着我，我要对整个学校里所有的人、物和各项工作负责任。”

　　“你随时进出教室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教师的工作吗？”两位中方校长问。

　　“不仅仅是为了监督，”她回答，“同时也是要让每一位教师知道，如果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随时都在他们身边。另外，这也是要让每一位学生知道，我随时在关注着他们，随时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黛博拉补充道。

　　“再有，这还是要为社区的民众提供一个开放的学校的象征，我们的学校欢迎家长和社区民众随时进来观察、监督和了解学校，作为校长，我要做到能够随时为社区民众提供开放学校的渠道。”黛博拉又补充道。

　　“那么，你在上课时间突然打开教室的门，会不会引起教师的反感呢？”两位中方校长问。

　　“这取决于我和教师之间日常的沟通以及他们对我的认可程度。”黛博拉校长回答，“通常情况下我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是积极的。”

　　“你每周要进出多少间教室呢？”其中一个中方校长问。“我几乎每周都要把所有的教室走访一遍；这把钥匙不仅赋予我管理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黛博拉校长很认真地说。

　　“两位校长怎么看待黛博拉的钥匙？”在离开比尤纳·维斯塔小学的路上，我和两位中方校长继续着关于钥匙的话题。“责任！”两位校长几乎异口同声地吐出了轻轻的、却又沉甸甸的两个字。

尾声

　　充足的干劲，瘪瘪的钱包：奉献精神在支撑

　　说是在做“影子校长”，但是我们的校长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如影随形”的程度，因为几乎每个“影子校长”下班以后，结对的美国校长都还要继续加班。我大致算了一下，通常美国的校长都会在早晨7誜30分或是更早一些到学校，晚上6点左右下班，扣除中午1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

　　经过两个星期的相处和体验，中方校长们深切感受到了美国校长的辛苦。他们了解到，美国中小学校长相对于其他中产阶级而言工资并不高，年薪在6-10万美元之间，个别资深校长的年薪能够达到13万，他们所负的责任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获得的薪酬。但是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充足干劲，有一位美国校长用一句玩笑话来概括他们自己的状态：充足的干劲，瘪瘪的钱包。

　　“支撑着你们充足干劲的动力是什么呢？”一位中国校长问。这位美国校长的回答非常机智，他说：“看看你们自己就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了——因为你们和我们一样敬业。”

　　的确，当田纳西州的州长在接见我们的校长时，他问到了在中国做校长的收入状况，然后不无感慨地说：“你们的校长和我们的校长一样，都是奉献精神在支撑着你们的人生！”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与之不相称的待遇已经成为阻碍美国中小学校长队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很多有能力做校长的人并不愿意去做校长，已经做了校长的也有部分在考虑退职改行，这种状态导致美国中小学校长队伍空缺近1/3，这种状态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学校发展的灵魂在于校长，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是中美两国校长的共识。校长们在品尝着校长职业苦辣酸甜的同时又该怎样发挥学校灵魂的作用、带领学校更有效地发展——这是摆在中美校长面前的共同命题。（本文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名词解释：影子校长

　　“影子校长”是华南师范大学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和美国范德彼特大学领导力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中小学校长领导力发展国际交流与培训项目”（ELLE)设计的一个课程环节。该交流与培训项目主要包括“名师讲座”、“学校参观”、“校长论坛”、“影子校长”、“文化参观”五个环节。“影子校长”主要是把中方校长分成两人一组，到美方学校全程跟踪美方校长的日常工作，观察美方校长的工作流程，体验美方校长的工作情境，探讨中美双方校长在特定情境下对问题处理方式的异同。2006年6月，美国一批校长先期到中国广州进行学习培训，也同样经历了“影子校长”的课程环节。